■ 通识教育是时代的选择，我们责无旁贷。

　　■ 重专业教育的工具主义还在我们大脑中徘徊，阻碍着我们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和执行。

　　■ 通识教育讨论容易，制定方案和规划也不难，想达到目标很难。解决的办法是需要形成共识和围氛，需要不断学习、不断实践。

　　初识通识教育

　　我1989年硕士毕业后至今一直在高校里从事教学工作，自我感觉还算良好，但一直有一件事情让我不能释怀，且不得其解。很多研究生（包括博士研究生），从导师那里拿到课题，便开始做实验，至于自己做的课题在整个领域中处于什么状态所知甚少。更令人头疼的是，当实验出现问题时事无巨细地反馈给老师，或者是在一个点上反反复复地做重复劳动。最令人尴尬的是很多学生在小组讨论、开题报告和论文答辩中，从语言交流到写作文笔根本没有逻辑可言，让人不置可否。这些现象不是个别，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老师不负责和学生不努力。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又该如何去解决? 思考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基础教育上，特别是本科教学上。抱着这个朴素的想法，2006年上半年开始上通选课《生命科学发展史》，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课程，让学生了解生命科学发展的全貌，既介绍知识本身，更介绍知识的来龙去脉。第一次开课并不知道会有多少学生能选，然而出乎预料竟选满了课程限定的100人，而且这些选课学生来自生、农、医、药的比例不足10%，这给我很大鼓励和提示：学生还是喜欢这样的课程、而且他们并不局限于自己所学专业，更想了解专业以外领域的知识和发展。

　　通识课程的困惑和困难

　　讲授通识课程是“非主流”。提到现代大学的任务，只要有一点沉淀的大学老师或管理者都会脱口而出：教学、科研和服务社会，现在又加上了文化建设。然而，作为大学老师静心地去想一想，我们花在教学上的精力和时间又占多大的比重呢？对于教学里面的一个新生内容，通识教育所占的比重就可想而知了。就像巴勃所说:“在美国主要的学院和大学里，任何人的聘任都不是单独建立在了不起的教学基础上的，而任何科研和出版方面了不起的人也并没有因为其低劣的教学记录而遭到拒聘”。不仅是我们，美国大学在通识教育实践中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和困惑。

　　按通识教育本质目标和要求，理论上更多的课程应该由大牌教授、知名学者来上，但我们现在的校园还远远没有这个围氛来吸引他们投入到本科生的课堂上来。刚开始上通选课时时常被问到：“这倒也是个办法，学生挺多，课也好讲，关键能顶不少工分啊！”。就算是一些教师不为工分为理想和职业操守，但单凭这些让通识教育走好、走远还是远远不够的。

　　很多学生选通识课是为了学分。每学期上课，我都在课间同个别学生谈心，会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下问他（她）们为什么要选通识课。结果是除了少数同学是凭兴趣外，大部分表示是为了学分。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在谈到台湾通识教育时说:“通识教育没有人愿意去管;没有教授愿意去教;没有学生愿意肯花精神去听”。关于为什么学生不愿意花时间在通识课上，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专业课压力大，没有精力放在这里；二是感觉“没用”，同自己将来工作关系不大；三是通识课程简单，好拿学分。尽管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而且极为普遍，但学生这种看法和做法不会一成不变。如果老师在授课内容和形式上做的好，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启发他们的思维，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们觉得“学有所值”。另外，教务管理部门能够制定合适的通识课程学习标准，同样能够使学生对通识课程学习重视起来。

　　讲好通识课其实挺难。如果把通识教育理解为是知识的普及，上好通识课程很容易，况且听课的还不是这个专业的学生。但是，通识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除了帮助学生形成均衡的知识构架外，能力的培养同样重要。这种能力主要是指读、写、交流等基本技能，其中经典阅读和小组讨论是能力培养的主要形式。

　　阅读量不足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问题，在大学校园里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阅读量相差的更远。我们知道，阅读是思维的基础，大量阅读是美国精英教育最明确的经验和成果。在通识课程中，许多老师在教学计划里也安排了相应的经典阅读，我在《生命科学发展史》里也做了安排，但几年下来，结果是几乎形同虚设，效果甚微。学生的理由是课程太多，没有时间去阅读，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想清楚该去如何解决。另一个问题是讨论课。我觉得讨论课很重要，尤其是对中国学生，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美国学生在讨论课上围绕一个问题滔滔不绝，而中国学生去阐述一个问题，要准备很长时间，做了很多工作就几句话过去了，让人感觉什么也没干。如果用不是母语来解释好像顺理成章，但我从不认为这是语言问题，因为中国学生在本国一样，除了不敢讲、不会讲外，更大的问题是讲话没有逻辑和时间概念。我在课程中加入了2-3次讨论课，学生可以讲老师拟定题目，也可以自定题目，在一定时间里（5分钟）讲述自己的感受和观点。尽管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人数多、讨论次数少，很多学生没有机会讲，特别是“慢热”的同学就更没有机会讲了。

　　再识通识教育

　　《生命科学发展史》作为通选课上到2008年，此间也遇到和尝试解决了一些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交大全面启动通识教育计划，该课程也有幸被入选交大首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项目。学校组织了多次通识教育研讨会。随着不断学习和实践，自己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在不断提高。主要体会和感悟如下：

　　通识教育是时代选择。美国是通识教育的领头羊，纵观其在通识教育上的2次大的改革（第一次1945年哈佛大学发布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第二次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的新一轮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我们不难发现都与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就是说都是为了解决和满足其社会、经济、科技、政治和文化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反观当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持续保持高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快速推进，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趋提高等等，如此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才，而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教育理念需要与时俱进。在上通识课程的前几轮，一直解决不好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问题，尤其我上的通识课程属于“自然科学”模块。许多刚刚开始上通识课程的老师，都有这样的问题。不介绍专业知识，课程内容空洞乏味，过多讲解专业知识，不但外专业同学听不明白，更重要的是没有了“通识”的味道。而为了能够让所有学生都听懂，稍不留神就变成了“科普”课程。随着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发现，如何把握“通识”和“专业”的问题，其实一个根本问题是教育理念问题。 哈佛大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报告中明确指出：“通识教育被用来表示在学生的生活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首先应该接受的那部分教育，而专业教育则是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那部分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教育模式，而苏联的大学教育思路缘于十月革命后为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加速赶超西方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实行重专业教育模式，其忽视人文精神和德性教育，具有极强的工具主义特征。回想我们在面对“通识”和“专业”时的迷茫和无措，对通识教育本质的理解和把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已经形成思维惯性，专业教育理念在我们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

　　通识教育要靠不断实践。近6年通识课程讲授，使我感受到了学校在通识课程顶层设计、理念普及和课程建设上的思考、尝试和投入，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和进步。尽管如此，我们对通识教育仍然还很陌生，太多的具体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正象香港大学甘阳教授所说：“不管谈多么高深的理念、做多么复杂的规划，通识教育最终都是要落到教师的个人教学实践上。如果没有教师的个人实践，不管谈多少理念、做多少方案，其实都是无效的。所以，如果一个大学的通识教育做得比较好的话，一定是许多教师与领导共同努的力、共同实践的结果。”

　　“如果没有狮子，羚羊是永远也跑不快的”。时代需要通识教育，时代呼唤通识教育，

　　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去实践！

　　学者小传

　　孟和，必威副教授，博士。世界家禽学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家禽学分会理事，中国遗传学会会员，中国生物信息学会会员，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会员，上海市畜禽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委员会委员。

　　主讲《动物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发展史》、《分子生物学实验》。其中《生命科学发展史》2008年列为上海交通大学首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项目，2011年度列为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立项建设项目。2009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首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专家，2012续聘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专家。

　　主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自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上海市科技兴农重点攻关等科研项目15项。在《Nature Communications》《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Animal Genetics》、《 Poultry Science》《Journal of Dairy Science》、《Journal of Bacteriology》、《遗传学报》、《动物学报》、《微生物学报》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作者: 孟和